七个问题丨刘江华：在“故宫”抄档案的十年
在“一史馆”抄档案，迄今已逾十年，摘录的档案超过了百万字。其间，有在电脑前坐冷板凳的困乏，更有找到新史料、得以幸运地解开一些历史谜团的喜悦……2013年找到袁世凯“出山八条件”；2010年，找到湖广总督官文关于樊燮案的第一份奏折，从而证实左宗棠并无传言所说的掌掴或脚踢樊燮——当时那种怦然心动的紧张与兴奋，今天仍清楚记得。
——刘江华
作者简介
刘江华 七零后，媒体人，供职于北京青年报社。爱好文史，多年来致力于爬梳档案，为晚清“史实重建”略献绵薄。出版有《被腰斩的王朝》《左宗棠传信录：基于清宫档案的真相还原》《清朝最后的120天》等作品。
在“故宫”抄档案的十年
第一问
以往关于晚清的历史作品，多着眼于大面，尽量把时间线拉长，或从鸦片战争说起，或从戊戌变法谈起，你的新著《清朝最后的120天》为什么会“反其道行之”，关注这短短120余天？
刘江华：时下研究晚清尤其是辛亥革命的著作，粗略划分起来，大体有这样几类：第一类是辛亥革命全景式研究，时间线一般都是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谈起，最短，也要从1901年晚清预备立宪十年说起，如金冲及、胡绳武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章开沅、林增平的《辛亥革命史》等；第二类是各种有关辛亥革命史料的汇编，如《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等；第三类是当事人，尤其是当年参加过各地辛亥革命运动者的回忆文章，这以《辛亥革命回忆录》《武昌首义回忆录》等为代表。
《辛亥革命史稿》金冲及、胡绳武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抛开后两类主要为史料的不说，按中国史书通史和断代史的划分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类作品可以归为辛亥革命研究的“通史类”作品。至于以断代乃至以横断面的角度研究历史，古已有之。《二十四史》除了《史记》为通史外，其他的，从《汉书》到《明史》都是断代史。横截面类史书，近年知名的，如《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苏联的最后一年》（[俄]麦德维杰夫）、《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德]特尔切克）等。
《辛亥革命史稿》等通史类作品，长于对清朝覆灭前夕社会矛盾、革命力量发展始末的铺展，力图证明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和辛亥革命的合理性。2011年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之际，也涌现了一批只以辛亥年为研究对象的断代类著作，如祝勇的《辛亥年》、雪珥的《辛亥：计划外革命》等。但无论是通史类还是断代类作品，多是革命党人的视角，而较少清廷的视角；而且，关于武昌起义后清廷的应对多只是寥寥几笔，而缺乏翔实、深入的剖析。这些，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偶然性，但清朝的灭亡则是必然的。这点，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共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决定一个政权命途的，从长远看，自然是政治、经济、军事、民心等等历史合力的结果——比如政治腐败、经济危机、军事孱弱、民心背弃等，但从短期看，危急爆发后当权者临机处置的正确与否，也关系甚重——同以清朝为例，有统计数字表明，1856-1865年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的十年民变的数量为2332件，辛亥革命前15年的1896-1911年民变数量为653件。客观而言，清王朝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时期面临的统治危机远甚于辛亥前，显然载沣、隆裕的应对远不及慈禧。
《清朝最后的120天》呈现的是晚清历史的一个横断面，叙述时段始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止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共126天。这也是《清朝最后的120天》书名的由来。这样的选择，是为了以一个新鲜的视角、有更从容的空间，尽可能还原武昌起义爆发后有关史事的真相、探讨清廷应对的得失，为后来者鉴。
《清朝最后的120天》刘江华著，三联书店，2021
第二问
这本书中的120天是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今年正好也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你在这部书中是如何理解这个历史的“关节点”的？
刘江华：本书在动笔时，并未想到为纪念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而书写。最终能在今年这个“关节点”推出，也算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与辛亥革命的缘分早在10年前就已种下。2011年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之际，为给所供职的北京青年报撰稿，我曾经用了半年的时间到位于故宫西华门附近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辛亥革命的清宫档案，最终写就四五万字的文章，以“清宫档案里的辛亥年”为栏目，在当年国庆期间刊出。
对于研究者而言，逢五逢十的纪念活动所带来的“福利”，除了各种论坛、纪念活动传递的新信息，除了各种新书提供的研究新进展、新观点、新视角之外，还有很多新材料的整理发掘。比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80卷本《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国家图书馆的108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登，就是在2011年这个“关节点”出版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
对于公众而言，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易专制为民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中国人由“臣民”变成了“公民”。正如我在本书“妥协民国”一章所论述的：辛亥革命尽管最后不免妥协与不彻底，但它让民主与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已达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效果，使得之后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都迅速以失败告终。这一意义，即使时过110年，依然闪耀着炫目的光芒。
而另一方面，尽管时已过110周年，尽管辛亥革命的研究早已成为显学，但以笔者不算精深、不算广博的阅读所见，辛亥革命若干重大史实中莫衷一是的情形可谓比比皆是，辛亥革命研究上“史实重建”的任务依然艰巨——而这也是《清朝最后的120天》的旨趣所在。
第三问
你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清宫档案，它对你这本书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帮助和影响？
刘江华：史实准确是历史研究的基石，可靠史料是史实准确的保证。史料的来源，有诗文集、函札、日记、年谱、报刊、官书、影像、旧传、笔记、口述史料、民谣等等。史料的搜集和甄别，是历史学者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最为根本的工作。这些史料中，清宫档案的重要性，目下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位于故宫西华门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通称“一史馆”），收藏有1000多万件明清档案，其中绝大部分为清代档案。这些档案的发现与开放，与敦煌写经的发现、殷墟甲骨文的出土在20世纪被评为“三大史料发现”之最。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事考》自序中曾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一千多万件档案，绝大多数未被学术界利用”，对于清史研究者来说，利用这些档案的重要性和性价比不言而喻。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冯尔康先生的《雍正传》被誉为国内第一本也是最权威的一本雍正传记，更是最早为雍正翻案的专著。正是冯尔康先生的这本传记，一改雍正帝长期以来在读者心目中窜旨夺权、残暴嗜杀的阴鸷形象，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这位勤政有为、在康雍乾盛世中承前启后的帝王，并为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剧《雍正王朝》等定下了基调。
冯先生成功的背后，“一史馆”档案功莫大焉。比如，雍正（胤禛）继位与太后下嫁、顺治出家为清初三大疑案，长期以来，聚讼纷纭。其中较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康熙帝的十四子也是胤禛的胞弟胤禵，原名“胤祯”，康熙帝原来的遗诏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祯”，被胤禛改成了“皇位传于四子胤禛”。抛去清代书写皇子不是写“某子”或“某某子”而必须冠以“皇”字作“皇某子”或“皇某某子”的惯例不说，冯尔康先生通过查阅藏于“一史馆”的《宗室玉牒》后发现，康熙的十四子一开始就叫“胤禵”且从来没有改过名字。如此一来，所谓的雍正盗名改诏篡位说就变得毫无说服力。
小玉牒。玉牒记录了皇族的谱系，每十年汇总纂修一次。
据冯尔康先生回忆，1980年秋冬，他开始前往“一史馆”查阅雍正朝档案，看尚未印行的《康熙起居注》《雍正朝起居注》以及到雍正帝“朱谕”等档案。令我们这些后学称羡不已的是，当时看雍正的朱批，冯先生是直接接触档案原件，“一包包的，小包装，每包有若干件，每件是裁得很小的纸片，宽不过寸许，长不过3寸，不写收件人姓名，也不署年月，我从内容上仔细分析出大约何时写给那个官员的，这样确定每一份朱谕的史料价值”。后来，他要调看宗室玉牒，经过申请，竟然被允许进入位于皇史宬的玉牒库房翻阅。
2010年起，借着搬家到东华门附近的便利，我时常前往“一史馆”，开启了自己人生十年的“抄档生涯”，试图从中翻检出未曾被史学界所重视使用的档案史料，帮助完成拙著《左宗棠传信录——基于清宫档案的真相还原》、《左宗棠传》（待出）、《清朝最后的120天》的写作。随着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数字化，如今，对于绝大多数利用者来说，只能在利用室查看档案，像冯尔康先生那样直接接触档案原件的福气，几乎不可能再有了，遑论直接到库房。
“一史馆”的利用室是个大约五六十平米的房间：十几台与主服务器相连的电脑，供利用者查阅已经数字化（原档的拍摄件）并对外开放的档案；另有几台胶片档案阅读机。房间的东墙和北墙均为一溜书柜，摆放着“一史馆”出版的皇帝起居注集、朱批奏折、上谕档、军机处电报档等大部头。个人电脑、相机等都不允许带进利用室；自然，也不准在利用室拍照。
在“一史馆”抄档案，首先要对档案分类有所了解。上千万件清代档案被分成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等74类，但其中的溥仪档案、端方档案、醇亲王府档案等尚未对公众开放。十年间，我查阅较多的，是军机处全宗，此外是内阁、宫中、内务府等类档案。其中，军机处全宗里的军机处录副奏折、随手登记档、上谕档等，着力尤多。
在“一史馆”抄档案，需要有一定的书法知识和古文常识。1729年，雍正皇帝下令实行副本制度——凡奉朱批的奏折，都由军机处誊录一份备查，即为“录副奏折”。此类档案对于了解清朝军政大事关系甚巨，只是录副奏折没有断句，且誊录者书法艺术千姿百态，为节省时间往往以行楷甚至行草书写，其中的繁体字、连笔等屡见不鲜，为此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去辨认——比如奏折中经常会出现“吁请”二字，清代时“吁”写为繁体的“籲”，加上连笔严重。因此，抄档案之初，我常常为这个字感到困惑不已；再比如撰写《清朝最后的120天》时，抄录《赵尔巽全宗案卷》中袁世凯送给赵氏的《挽亡妾王氏》三副对联，其中的第二首有“去也太匆匆，□□八载辛劳倾心相助”一句，“八载”前两个字，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辨认，《袁世凯全集》也没有记录，最终无奈空白以待高明。因此，在“一史馆”利用室，找工作人员或者同来抄档者帮忙“认字”可谓一景。
在“一史馆”抄档案，当你对着档案里的“天书”抓耳挠腮、头疼不已时，猛然间你会发现《宫中朱批奏折》中给皇帝呈送的奏折，都是小楷抄录、工工整整。面对此景，面对奏折中提及皇帝、太后等就要顶格书写的礼制，你不免心生感慨：皇帝就是皇帝，待遇实在是高。
朱批奏折，就是有皇帝批示的奏折。雍正勤政，对很多奏折都有详细的朱批。清宫档案显示，在年羹尧一份谈及罗卜藏丹津的奏折上，雍正的朱批有二百余字；另有一件要年羹尧留心众蒙古王子的朱批，则多达三百言！而像咸丰同治光绪朝的皇帝，朱批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简短的“览”“依议”“留中”“知道了”“（某）部议奏”“著照所请，该部知道”等。晚清衰败，皇帝不如康雍乾那般勤政是原因之一，这从朱批中也可一见端倪。
咸丰帝的朱批
光绪朝朱批
在“一史馆”抄档案，从朱批中也能揣摩到皇帝的某些个性：1707年，获悉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遵照自己所嘱用药病情好转，正在外地的康熙十分高兴，在朱批中打趣道：“闻赫世亨已大愈，未尽报朕言，待朕回宫，断不宽宥，必将赫世亨交与其妻掐死。”一代圣主康熙，饱含幽默的一面。雍正在河南巡抚田文镜的一份奏折中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敢做敢当的性格，跃然纸上。载沣生性懦弱，但在以摄政王身份处理清廷军国大事期间的批示中，经常看到“矣”这样语气相当肯定的字词。比如1911年9月10日，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奏报很多日本留学生回四川，希望朝廷下令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注意防范。载沣的批示就是“请饬赵尔丰严密防范各节，昨已有旨严饬赵尔丰矣”——看到这些，隔着电脑屏幕，你似乎也能感受到百多年前载沣自认为先于臣子奏请、早做安排后的得意神情。
在“一史馆”抄档案，迄今已逾十年，摘录的档案超过了百万字。其间，有在电脑前坐冷板凳的困乏，更有找到新史料、得以幸运地解开一些历史谜团的喜悦。
自2011年起，我开始在“一史馆”摘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这是清宫所藏辛亥革命档案的首次全面系统公布。大16开、80册的体量，在“一史馆”利用室占满了整整一个书柜。《清朝最后的120天》一书最初的格局是按照京师乱象、官员逃亡、财政困局、袁氏出山等专题设置。因此，对这80册档案的摘录也是带着问题导向、跳跃式的——写这个专题，重点关注这方面的档案；写那个专题，则开始关注相应的档案。如此一来，80册图书，其中不少是翻阅了多遍。今天回头看，这种做法显然是走了弯路，理应一开始就从头摘抄，如此看似笨拙、实则最为省力也确保史料无遗漏（后来，几经反复，我还是痛下决心，在2017年之前对80册档案，尤其是武昌起义后的四千多件档案一一浏览并作相关的摘录）。
这期间，在2013年5月，发现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清单。
此前的大量著作，多以1930年出版的李剑农著《戊戌以来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为蓝本，将袁氏出山条件归纳为六条——明年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这一版的“六条件”被认为确据而在海峡两岸的权威史籍、专业辞书和坊间小说辗转引用，但自李剑农先生时起，此“出山六条件”就没有权威来源，以致《袁世凯全集》主编骆宝善、刘路生夫妇认为：“原始档案和第一手文献不支持这个来源不明的袁徐密谋六条之说。”近年来，虽有不少论者考证后认为袁世凯出山条件实为八条，但始终未能提供具体的内容。
收录于《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78册的此清单，出自《宫中朱批奏折》，原名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单：扑灭武汉革命应行筹办各事务》（此处袁世凯官职有误，此时的袁世凯，只是湖广总督，尚未被选为内阁总理大臣）。清单未署日期，由此可知并非独立信件而是一封信的附件（事实上，它是附于1911年10月16日袁世凯给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的信中，由奕、徐进呈摄政王载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被收录于《宫中朱批奏折》中）；抬头“谨将应行筹办各事分条胪列呈请钧核训示”中“钧核”而不是“圣鉴”格式则表明，此件袁世凯不是写给摄政王载沣或宣统帝溥仪的，而是写给奕劻、徐世昌。清单共1100多字，袁世凯提出了必须赶速筹备而不可轻敌、请饬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等八条具体措施，并无“明年开国会、宽容革命党人”等内容。
这样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尽管辛亥革命领域中，研究前贤比比皆是，相关资料卷帙浩繁、终一生也未必能穷尽，但相关档案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绝非过甚其辞。2013年找到袁世凯“出山八条件”；2010年，从清宫档案中找到湖广总督官文关于樊燮案的第一份奏折，从而证实左宗棠并无传言所说的掌掴或脚踢樊燮——当时那种怦然心动的紧张与兴奋，今天仍清楚记得。
第四问
晚清历史研究的史料近些年有什么发展？除官方的文献外，影像、报刊、日记等也开始被纳入讨论，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刘江华：影像、报刊、日记等近来确实逐渐进入了晚清史研究者的视野。
近代报刊在19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并逐渐兴盛。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经常看到不少论著以报刊所刊载的谕旨、大臣奏稿和消息报道等作为史料依据。但应该注意的是，报刊虽是史料的重要参考，同时也有着十分明显的不足：首先，近现代报刊的报道，还没有今天严格的新闻规范，经常以道听途说的内容入文；其次，伪造大臣奏稿见报的情形十分常见；再者，传抄、印刷的讹误也相当多。
比如，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的宣布，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成果，标志着清朝的覆亡和帝制的终结。因此，对清帝退位诏书的考察，是《清朝最后的120天》的重要内容，包括诏书由谁所写、颁布内情、袁世凯改了多少等。就这些问题而言，如果仅以当时报纸的报道为史料，结论可谓莫衷一是。像上海《申报》曾于1912年2月22日以《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为标题报道退位诏书是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经徐世昌删订润色，2月12日上午9点隆裕太后临朝养心殿时，由袁世凯进呈。这明显属于道听途说——因为无论是清宫档案还是各种当事人的回忆，隆裕太后交退位诏书的场所是在乾清宫而非养心殿，而且袁世凯并未到场——自1912年1月15日下朝遇炸后，袁世凯再没有进过宫。
不仅中国的报纸如此，外国报纸中的失实报道也比比皆是。比如1911年4月11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晚清太监李莲英逝世的新闻，其中提到李莲英在1908年时的财产总值达250万镑。但莫理循在给友人的信函中披露，这篇新闻的部分内容是根据有骗子之称的英国人巴克斯的一份材料写成的。巴克斯曾郑重地告诉莫理循“他的这些说法都是报纸传闻，他不能保证其准确性”。因此，《泰晤士报》如此郑重其事地当作真事来刊登，使巴克斯“多少有些吃惊”。莫理循就直言，“这篇故事读起来很吸引人，但都是虚构的，并非事实”。
这些例子都表明，将报纸作为史料，需要使用者加以充分注意。近年来，像姜鸣先生的《秋风宝剑孤臣泪》、祝勇先生的《辛亥年》，都尝试通过影像解密历史。这些影像史料，包括尺牍、日记甚至档案，在丰富史料来源的同时，同样也面临鉴别的问题。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犯下慈禧太后当年的笑话——1907年“丁未政潮”中，为扳倒瞿鸿禨、岑春煊等清流派，奕劻、袁世凯等向慈禧进呈了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合影的照片。慈禧看后，十分不满，很快将岑春煊解职。而事实上，这张照片，是利用摄影“换头”术伪造的。至于流传甚广的光绪帝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合影，更是无稽之谈了——因为梁启超从来没有见过光绪皇帝。
左：《秋风宝剑孤臣泪》姜鸣著，三联书店，2015；
右：《辛亥年》祝勇著，三联书店，2011
第五问
作为非科班出身、非专职的历史研究者，促使你去做这样研究的动力是什么？
刘江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而丰厚的治史传统，而且也并不囿于科班或非科班之争。说句玩笑话，史官出身的司马迁，确实写出了被称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但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修撰《新五代史》的欧阳修、编修《明史》的张廷玉，何曾史官出身？而且，这何曾影响这几部史书不朽的地位、不灭的光芒？
评价一部史学作品好坏的标准，不应是作者科班抑或非科班、专职抑或非专职，而是有没有新发现、新观点等，显然不会只凭藉作者是否拥有历史学科的高学历。对于“专业性”，前些日子复旦教授葛兆光《我们拿什么来拯救人文学科？》一文曾提出了四条专业标准：首先是语言能力，包括精通一种或多种外文，也包括准确地使用本国语文，而不是任意创造或者胡乱涂鸦；其次是对于文献与材料的鉴别能力和考据能力，不仅对文献的真伪、轻重、是非有严格认知，而且不是空口说白话，持一种抓到篮子里就是菜的随意；再次是对问题的分析与批判能力，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就是懂得如何建立逻辑和提出证据，懂得全面不偏颇地讨论问题，而不是任意挑选论据或随意开口；最后是懂得人文学术研究的规范与纪律，不能够抄袭他人，不能够隐瞒证据、漠视学术史积累和违背学术界规则。这些，对于任何一位人文学科研究者来说，都是一致的。
毋庸讳言，非专职的历史研究者，在学术范式、学术资源等方面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但和专职历史研究者相比，非专职研究者没有因为评职称、申报课题而面临的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的压力，可以更专注地进行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可以更纯粹地打磨作品。
至于促使我进行历史研究和写作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希望能踏踏实实潜心史料，为史实重建略献绵薄。
历史学中，长期以来存在史论高于史实的偏见。持此论者，往往忽视了史实的准确是历史研究的基石，忽视了历史事实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如此，使得史实成了为结论服务的工具、历史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使得很多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进行论证的结论，由于史实的不可靠而经不起推敲。
比如说关于戊戌政变的发生，过去很多人认为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袁氏将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接见时所说的“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以及谭嗣同夜访劝袁起兵的举动密告直隶总督荣禄，再经荣禄转知慈禧。于是，慈禧下令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再次训政。但从档案可知，光绪帝9月16日召见袁世凯，9月20日袁氏返津，21日才将觐见情形等告知荣禄。而慈禧9月18日看到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攻击戊戌变法的奏折后，立即决定19日从颐和园回西苑，并于9月21日上午宣布训政，下旨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二人。按当时的交通条件，21日才听到袁世凯汇报的荣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当天上午告知慈禧（有说法认为，袁世凯告密的内容，是荣禄于9月22日让回京的杨崇伊带回告知慈禧的）。袁世凯告密消息传到北京后，谭嗣同等才于9月24日被革职捉拿。因此说，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并非袁世凯告密，而是杨崇伊的奏折，袁世凯的告密只是加剧了戊戌政变的严重程度。
这样的例子表明，引用史料，如果不注意其发生的前后顺序，所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与史实真相“南辕北辙”，贻笑大方。
第六问
在相关的晚清历史研究著作中，有哪些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影响？
刘江华：茅海建先生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以及他在自序中提到的“史实重建”，对我的历史写作影响极为深刻。2011年，在朋友的推荐下，购买了茅先生三联版《戊戌变法史事考》。显然，是出于某种纪念性的意义，在该书扉页上，我还写下了“2011年10月9日于三联书店”的几个字。
作者购买的《戊戌变法史事考》扉页
茅先生在此书中有一个关于“戊戌政变”的考证，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般说法认为，慈禧太后在1898年9月19日由颐和园返回西苑（今中南海）当日即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茅先生则认为9月19日光绪帝住瀛台为惯例安排，第二天他依然自由活动、单独处理政务。直到9月21日，慈禧才开始训政，幽禁光绪帝。而茅海建先生之所以敢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于他几乎穷尽一史馆所藏的各类清宫档案的相关记载，既包括我们常用的军机处《早事》《早事档》《随手登记档》《上谕档》，也包括《内务府来文》、内务府《日记档》、《交片档》、《知会簿》等，甚至包括奉宸苑《值宿档》、宫中《穿戴档》等鲜少为研究者所注意的档案。
这种尽其所能穷尽相关史料再下结论的做法，如同绘画中的“搜尽奇峰打草稿”，如同王国维所说的“治学三境界”中的第一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毕竟，占有的史料越充分，所得出的结论越可靠。
这种扎扎实实进行史实重建的态度，深刻影响了我自己的写作。在《清朝最后的120天》中，我尝试为清末陆军大臣荫昌翻案——这一是位曾经被小丑化的人物，据说他将司令部置于火车上，火车前后各置一车头，胜则进，败则退。但通过查阅《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我发现了清宫陆军部档案所收的《陆军部派兵赴鄂抗拒革命军阵中日记》。日记为当年跟随荫昌一同南下的陆军部人士所写，真实记录了南下部队的编制、人员、饷需等，以及荫昌为攻打湖北民军所作的准备工作。这些，为这位执掌清朝陆军部的将领正了名……
《陆军部派兵赴鄂抗拒革命军阵中日记》
第七问
这些年很多人在谈“历史写作”，普通读者对历史读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在此能否谈谈你对“历史写作”的看法。
刘江华：历史写作的范式可谓多种多样，司马迁《史记》的历史写作，可以概括为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注重史实性兼顾文学性；黑格尔将历史写作分为原本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三类等。众多的争论，焦点无外乎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平衡问题。
个人觉得，在“真善美”这人类永恒的追求中，历史写作首先应追求“真”。为达真实性之目的，其态度可概括为“宜粗更宜细”，其方法可总结为“求同更考异”。
“历史宜粗不宜细”、求同存异是我们熟知的两句话。但我认为，“宜粗不宜细”是政治家着眼大局、搁置争议的治国方略，而对于治史者来说，应是“宜粗更宜细”。从粗的角度，了解历史大势、事件全貌，以弥补档案多为一时一事、琐碎反复之弊；从细的角度，由档案等第一手的史料入手，凭借可靠的史实，通过扎实的考订，得出确凿的结论。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抗战史上，1937年10月损毁日军24架飞机的“夜袭阳明堡”，是一次著名的战斗。电视剧主人公不同，叙述往往会有所侧重，以至于让观众有些莫名所以。如电视剧《彭德怀元帅》中说是时为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听左权说“有日军飞机不间断的轰炸”后，判断附近日军机场，下令摸查；电视剧《刘伯承元帅》《八路军》说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看到空中日军零式战斗机多得反常，让下辖的769团团长陈锡联去查而发现；电影《夜袭》则说是陈锡联听一位战地记者反映后找到并偷袭的。究竟算谁的功劳？彭德怀、刘伯承、陈锡联乃至攻打机场的普通战士都有——对于治国者来说，争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谁的贡献占多大等……争得太细，那就会引发矛盾，所以最好是粗线条看——都是一二九师的功劳，都是八路军的功劳。
而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则更需要从细处入手，化整为零，将问题逐个击破。比如1909年袁世凯被载沣解职，这是个粗线条，可分更细：为什么会被解职、载沣是否想杀袁世凯、袁世凯获悉被解职后采取过哪些应对、袁世凯是如何离开京师的等。每一个问题下，其实还可以细分，比如关于袁世凯为什么被解职，就有多种说法：载沣为光绪复仇说；载沣向德国学习，要将君权抓在皇族甚至是自己家族手里；袁世凯偷偷派人访美，联美抗日，引起载沣的不快等等。通过证实或证伪这些“小”问题，再化零为整，就可以一步步接近袁世凯被解职的历史真相，一步步实现“史学重建”之目的。
本着“宜粗更宜细”的态度，采用“求同更考异”的方法，借助档案、日记、书信等可靠档案史料，重点关注未有定论的史事。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历史谜案将被揭开，优秀的“历史写作”也将日益异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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